农家乐包菜第一道：人口
农家乐包菜第一道：人口
1、他的名字一直都在，但是人却不常在；
你可以找到他，但不一定就能见到他；
他是外出务工者。
2、开始，离家是为了成家，出去是为了回来。
后来，迷路了，或许是用心的
家，本来最应当由他们承载的概念，却在他们反复的脚下走散了，变成楼房和户口。
最后一群人没有家的话，大家就都没有家了。
3、有一天，我们用沉默的方式回想，用回想的方式回家，老家。
人是一切事物里最重要因素，由于这句话是人说的。既然说农家乐，那这里讨论人口就只限制在农村的人口，不是世界级别、国家层面的问题，我们不专业。中国的农村很多，情况很不一样，也不能一概而论。
1、数量在降，素质在变
看到都有多少人，细说留下甚么人。
当前，农村人口的直观表象是：有数字没面孔，有分母没份子。各村辖区里户籍人口数量原则上只说明了理论水平，账面上的人物与现实中对应总有很多差距，或“黑人”没法入户，或离家多少年就没有回来过（对本村基本没有意义）。这样有出有入，理论水平也算接近事实的整体平衡。但是，那些流失的人口，不是简单的数字加减，而是体现了年龄、能力、素质等社会竞争力指标的损失。农村常住人口比较正常人群，在传统素质的正态分布里比例严重失调。
谈农村人口有时候要特别强调实际的常住人口，他们是现在行政服务的主要对象，影响农村的一切事务。
1、自由活动的单向性加速数量减少。
农村和城市的社会功能差异影响人口活动。从历史上看，农村向城市活动是正常趋势，由于城市有比农村更加优越的条件吸引着我们--“人往高处走，水往地处流”的形态。但是现在有点“过分”。
1是社会的质变发展加重农村向城市活动。
长久以来，农村和城市依照各自的模式发展，时而繁华时而萧条，各自范围和水平整体相对稳定。原来城市的发展模式无需也没法承载过量的人口，近代农民也只有通过考学和从军等少数途径进入城市。但是近几十年，在制度优越、科技进步、思想活跃等的多因素背景下，急速出现出来的经济飞越发展破坏了千百年农村和城市的基本平衡。
城市现在的成长模式产生了本质变化，不再只是简单的居住和管理，而是经济活跃、物资丰富、生活便捷、文化多元等极具吸引力的超级王国，他的全方位发展“要求”同时也能“容纳”大量不同层次（面）水平的人材。农民中或有知识，或有技能，或有体力，或有品格（肯吃苦）等都可在城市中取得就业、获得位置、赢得角色。
另一个层面，农业生产中科技含量的提升和社会地位（经济效益）的下落使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要求进入新的生产领域（城市）。这样，一边是有人，一边是要人，这干柴烈火的局面乃至不需要媒人，他们的结合也可以瓜熟蒂落。
农村现在常住人口中老人与小孩的比例占多数，而其中一部分小孩随着年龄增长将会随外出的父母赴城市寻求更好的教育机会，他们是早晚要离开农村的一批人。
2是城乡的现实差距制约城市向农村活动。
城市农村之间的人口活动，其活动到农村的群体中少数是度假旅游（过客从无），主要仍旧是原来出去的农民出于生活习惯、家庭变化等缘由回到农村。不管是历史还是现在，很少有别的农村村民会选择转到另一个农村去生活，更不要说原来的城市居民，而且农村关于土地、房屋、庙堂等生产生活的条文（明文暗文）限制也不可能让“外地人”落户安居。婚嫁会产生人口活动，但由于门当户对、生活习惯等缘由最多也只在农村之间交换互补。期望用城市人嫁到农村生活的个别案例来补充农村人口绝对是想入非非。
农村人口向城市活动的大方向难于更改。产生在我们身旁的例子就很多，我们的亲人朋友出去的人远比回来的多，而且他们回到农村的居住时间也愈来愈少，似候鸟一样集中在某些节日，某个庆典，并不是留下来常住。一些农民工子女学习生活在城市，他们缺少农村感情，回到农村居住的可能性极小，农村对他们只有户籍上的意义（“我早就不是你的人了”、“你得不到我的灵魂，也不要期望我的肉体”），等待时机成熟，就会实现户籍和人口的完全迁移。
2、计划生育的调控性打乱人口补充。
正如开源节流的道理一样，农村人口没法节流，但开源也未能实现。过去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有很长一段时间实行的是“一胎半”政策，即第一胎为男孩就直接节育，第一胎为女孩可以选择再生1胎。这个政策实施的影响，1是补充人口的数量不足，依照正常的数量统计，平均起来，夫妇2人最后繁衍1.5人，这是一个数量下落的模型。减少的0.5人目前还没有在整体数量上显现出来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寿命的提高，还有就是超生和非婚生育（其中还有些由于经济代价、婚姻矛盾等，可能还没有入户籍）。2是补充人口的性别失调，有些农民为了生一个男孩（和素质无关的理想，如果你在农村生活久了就知道这是农村文化的内在要求），所以2孩的性别会被人为干预。现行的医学水平又很容易实现性别鉴定。虽然我们制定十分严厉的制裁措施，但是旺盛的需求结果还是“市场说了算”：二胎的男女比例失调。我们预见到这些新生的1.5孩仿佛潜伏着巨大的隐患。3是补充人口的素质偏科。科学（医学）技术发展使新生儿整体（个体）的健康指数明显提高，新生儿死亡率下落，一些疾病被疫苗预防。但是独生子女，尤其是农村男孩独子的绝对构成严重影响人口的道德素质。缺少兄弟姐妹之情，同等竞争意识和抗打击能力也逐渐下落，结果就表现随便的自私和过分的自尊。极端重视男丁的文化传统，使农村比城市有更加宽阔的独子溺爱条件。没有城市大环境的教育束缚，无知无畏的纯洁理想让农村家庭的子女养育增加了自由空间，无形中培养更加极端的下一代。
（本来应当单独1章来说计生，但是计生政策已开始调剂，效果影响还未知）。
3、城市虹吸的选择性掠夺人口素质。
城市发展吸引的是人材，他们可以容许来者在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差异，但也要求个体具有一定的生产能力和适应能力。城市的虹吸（吸收）不是一个村落男女老少的全部打包、整体迁移，而是“挑肥拣瘦”地选择其中一部分人，你情我愿的私定毕生。
因而，留下来继续在农村中生产生活的人群，有1大部分集中在：1是年龄上老少两端为主，他们的行为能力较弱。比如老人，城市没有他们的位置—生产没有能力、生活不会习惯，选择也是被选择留守在农村，空巢或半空巢（有小孩）的生活。他们通过照看自己的孙子（女）做好子女外出务工的后勤保障。他们不是发展的累坠，而是有效补充，没有他们城市那头的务工者也没法安心高效的工作，犹如树叶和果实，没有树叶也不会有果实，但是城市只是摘走了果实，容易让人错觉农村只有树叶在纷飞，没有果实在飘香。2是思想上开拓进取不足，他们或不愿意努力奋斗，或不勇于尝试冒险。比如懒汉庸汉，有些是好逸恶劳、有些是观念守旧、有些是文化适应，他们宁愿留在破瓦残砖中简单生活、习惯清贫，适应低微，但亦可享受虚度年华的安逸。单调重复的生活本身具有“稳定”的隐喻给他们带来自我安全感，这类守旧的思想观念（畏惧自己改变，也畏惧周围的人改变）在农村文化层面（如庙宇祠堂等）上反而挤压出1支传承的气力。他们中的一些人让农村的部份传统文化、精神文明得以“一脉相续”。3是能力上缺少实践条件，或是身心天生残疾，生产力水平较低，或是学习能力较弱，就业技能难于胜任工作岗位。依照道理，这应该是全部社会一起面对的问题，不该由农村单独承受。现实中政府也确切给予一定的照顾，如低保、五保等，但无济于事，他们产生的最大负担还是留给了农村，留给他们的亲朋友好友。他们许多人心肠仁慈但是生活艰苦（大家都是救急不救穷），能吃苦但相对自卑。很遗憾：一方面是帮扶主要是生活帮助而不是思想开导，另一方面他们的自我节育做的很不好，一个人容易变成一些人。
固然，农村里还是不乏一些高素质的人材由于传统习惯、思想观念等缘由不愿意住在城市，他们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并选择留守故乡。现实的农村生活中，也正是这些人在保护、保持着农村自治的基本秩序，传承农村文化精华。但因数量较少，与上述3类人口的比较，比例偏小，终究结果计算仍旧是农村常住人口整体素质（我们常说的能够增进经济社会显性发展所要求的素质）的均值在下落。
4、信息交换的盲目性影响思想观念。
人口的自由活动、自由交换和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等因素集中到一起，使得现今农民具有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宽阔的社会接触面。他们通过主动的学习和思考可以拓展视野、增长知识、提高思想意识，但是其“天生”的习性制约（是非分明、非此即彼、思想爱走极端）同时也带来了不利的一面。这里没有轻视的意思，谁抓这样的牌在这样的整体环境下也都会是这样的打法。
1是产生仇富又想爆富，仇官又想伴官的矛盾思想。个体农户现在置身更多环境，增加学习机会、交换机会，得悉政府政策、致富道路、发展思路，但许多人又不愿意认真解读政策产生的背景、目的及实行细节，而是直接站位自己的利益角度去片面解读，设身处置处处、时时、事事都希望自己获利。有些人乃至会疏忽了自己与他人条件的不同，只重点穷究自己与他人最后待遇的不同。环节里还有一股“中间气力”在从中作梗（注：以下一句是骂人），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知识分子学者常常包括深情的故意挑拨离间，扮演着为农民说话的角色，对政府的各项政策进行吹毛求疵，举着农民的旗，立着自己的意，可谓用心良苦。因而，一些农民心中久长遏制的“不愿意吃苦耐劳，喜欢投机取巧1夜暴富”等思想容易被极端（不负，只求眼球）的舆论误导（暗示），激活并产生“共鸣”。进一步在各项具体事务中肆意妄为，直接或间接伤害了自己、集体和国家。
没有掌握全面的知识，半桶水的声响改变不了命运。
二是身在集体制度里，却没有集体观念。比如权利，是一种政治概念，其内容要义因条件、环境不同会有不同的理解，很复杂，或许一个人会有一种看法，一百个人会有几百种组合观点。到了农村，农户这里，理解歧义，走极端容易过分强调自我。（“我谁都不服，我甚么都不怕”）虽然不知道义到底在哪里取，但生是随时准备舍。因而，一个家里面，“最少讲同等”就让家长没有了威信。往前进一步，没有长幼，不讲辈份，谁都不服谁的局面自然产生不出“族长”，大家也就失去了家族的观念。现在，“族长”（话事人）文化潜规则面临着崩塌，这容易影响到农村自治制度的基础。大家都开始强调自己，都不喜欢为集体做事，却喜欢监督别人为集体做事。而且，标准常常是是不是让他们取得更多的利益，是不是让他们取得更高的地位？在社会的大环境里，习惯怀疑他人、要求他人、评论他人，却不愿意去实践改造。他们常常对村集体不满意，怀疑为公益做事者的动机，提法井井有条，口若悬河，却不愿意加入村集体去实现自己的观点。
3是物资高于精神的价值标准。有时候我会感觉农民是被暴力推到了社会高速发展成果的眼前，由于来到城市以后他们是突然感受到社会各类资源的货币化（甚么都可以讲钱，甚么都可以卖钱），这类比对和农村的差距太大，在思想认识的范畴里，中间也没有任何缓冲区，不是渐变而是突变。一旦适应了，他们判断事务的标准就相应直接暴力到跟眼前利益相关性高低与否？（也许是吃一堑、2堑以后的逆袭）寻求自己的利益胜过一切，而且经济利益又高过精神利益、当前利益高过长远利益、个体利益远过集体利益。原来农村看重的名誉等隐性资产被逐步淡化、抛弃乃至出卖。本来农村相对固定的生活圈子在城乡自由活动以后变得不再唯一，不再稳定。生活圈子的可选择、可更换、可购买，使得“刁民”不怕“帅”到没有朋友，就容易致使他们愈来愈不看中在农村中的名誉。同时，群体中“劣币样子”的负面效应，越恶心越赚钱，越没有底线越有利益，仿佛鼓励着他们的前行。他人黑暗心里和行动的肆意暴光，相互比较（“原来他们也这样”、“原来大家都这样”）又直接拉低了群体的价值判断标准。
2、情有可原，影响深远
你我的模样，既是他人的结果，也是他人的缘由。
没有怪罪的意思，由于这不一定是罪，也不能说就是谁的罪。没有鄙视的意思，由于显性缺点之下也包藏着优点，一直表达正能量。没有愤怒的意思，既然我们来帮你，就要找到帮你的正确方式，那也是帮自己。
工作之余，抱怨之下，我想一想他们为何要出去？
是的，钱，但是还有其他。
后面我们怎么办？这个确切很难办。
1、出去的理由。犹如耕者有其田一样，劳动者需要劳动的岗位实现自己，现在只是由农业劳动者转变为工商业劳动者而已。经济发展需要劳动力，政策培养构成劳动力，农民进取实现劳动力。从外出的农民角度来讲，一求财，农村的整体现状没法提供足够的平台给那些具有发展愿望和发展能力的人，他们对劳动和创造的需求远大于自家土地所能承载的理想，只能把眼光投向城市才能释放这些能量。城市发展的特定阶段也需要这样的劳动力要素，一拍即合。实际上，当前在有限的土地上操作农业生产只能在温饱线上挣扎。全部社会的发展一直用市场在倒逼农民逐渐离开土地转向城市才能获得更多的生活资料。2求才，城市所占据的各类教育资源，远超过农村。职教、大学等高等教育进入平民化、普及化时期。从精英的高智商到专业的高技能，不同层次的教育机构不断出现、升级，逐渐完善全部教育体系。之前接收少数农村人的大学校园，现在影响着大多数年轻人。只要你愿意学习，想学，总有一款适应你的教育平台。因而，原来只有少数年轻人离开农村去城市，现在变成一群年轻人去城市求学。另外，那些具有条件的家庭已把起跑线拉到中学、小学等，提早进城市求学。三求彩，博彩在农村就是赌博的艺名，农民比较喜欢将赌博作为平时的休闲文娱，小赌怡情大赌伤身。类似的思惟习惯几近变成农民兄弟的一种冒险精神，敢想敢干实际也是敢赌敢拼，一旦时机成熟，许多人都想去城市赌一把，不是赌博，是赌机会。尤其是某个村民在从事某份职业获得成功后，赚钱的效应会激起亲朋好友的创业热潮，真正的一点带动一个面。缝年过节时候，兄弟们荣归故里的high点、卖点、夸耀点的光彩都是在相互寒暄问候中不经意的泄漏。
上述三个理由只是逻辑的原始动力，延续一段时间后，外出便会构成一种习惯，一种文化，几近被代表为积极上进、努力奋斗、马上有为的形象。人们碰见总会问，你什么时候走？因而你就不好意思一直呆在村里，哪怕出去赚不到钱--最少要有态度。
2、留下的影响。夸大的说，这个农村故事可以和国家一样，一个群体没有人口，缺少“能人”最直接后果就是积弱积贫，工作难做。1是基层组织软弱散漫。基层组织主要是指村级党支部和村委。散漫，指组织本身凝聚力不强，对内没法统一思想，对外没法有效履行职责。缘由之一是村干部正式待遇低（现在好一点了），或没有明确经济待遇，村民竞选或只看中其“名分地位”。在选举中一旦成功，肯定为村委，名分便构成并固化，后面你干或不干，名分地位影响不大。还有就是，农村发展后，经济能人的身份地位也凸显，有钱人的话语权份量瓜分了村委的身份含金量，吸引力下落。软弱，指组织的履行力不强，村级实行自治，法律没有赋予强迫手段，没有处罚机制，只能要求干部用本身的“魅力”去提升职位的威信和履行力。人口外出，“能人”流失，“魅力”减少使得村委候选人的选择范围变小。经济能人等第三股权势（相对村委和宗族长两股权势）的突起也瓦解了原来的治理平衡，政令要构成新的渠道才可以畅通。在农村“小政治”圈里，有些外出干部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人早就不在农村，但常常习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亲朋好友影响农村的选举，影响两委班子。另外，留守村民素质的均值偏低，不符合正常人群的素质正态分布，“刁民”比较多，有所顾忌的监管方式使得村一级的工作难上加难。2是政策推行火花四溅。国家出台的每一项惠农政策无不凝聚着制定者的血汗，但是他们从为民动身，却也会一不小心带出“扰民”的落脚（好处自然多多，这里不多歌颂，讲些气人的事）。一些政策落实到农村，因其常住人口变少，收益面就减少，能听到的掌声就小了。而大多数的外出务工者，他们的困难主要是城市的问题，农村的优惠政策对他们影响不大，乃至那点恩惠人家根本就看不上（回来一趟车费都不够）。所以，政策制定者以户籍人口为统计对象，结果预测“此处有掌声”的地方被分散了，实际没能听见几声。另外，常住人口素质均值下落，“刁民”习惯断章取义惠民政策，毛病解读，“未闻新声，先定老调”习惯认为政府无利不起早，习惯认为村干部乡干部推行政策其中必有猫腻，所以那些优惠政策不但不能理想的让村民感恩党和政府（基层执法者的形象代表），反而还让他觉得是欠他们的“债”，给予他们的太少而且太迟。3是农村生活暮气沉沉。没有数量支持的群体，人气自然不旺。农村早就没有昔日的热烈喧嚣，小河就真的只是静静地流着细水，哪里有多少行人去听闻。房子比之前大，道路比之前宽，但人口密度比较下来就更加小。群体中，缺少年轻人，就缺少豪情带动，留守的老人儿童等不能给农村生机勃勃的形象，那画面感觉是一部电影被人设定了慢放键。传统的节日里，各种礼仪在内容、程序、时间等环节上也被不断的简化。比如，祭祀时烛炬变电灯、方便面代替水面、个人代表家庭等。大家的目标放在片面寻求感官刺激和相互攀比，长鞭炮代替短鞭炮、礼花炮代替竹节炮、外包厨师代替自家煮大锅等，使得节日时间更加集中，热烈效果更加艳丽，但快感以后1比较，落差让农村更加冷清。那些原来外出的人们回去的时候也感受不到记忆乡愁的模样，失去了思念的精神寄托以后，对故乡的概念也日渐冷淡。
3、村落的思考。原来封闭的村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王国”，基本属于可以自给自足的小社会。现在加速开放开发后，交流变多，有输入有输出，最大的输入是基础建设，最大的输出是人口。1是各项事业后继乏人。从具体的村集体“行政”事务，到家族的平常事务，再到村落文化的传承事务都面临着“无人可用、有人不愿”的局面。群体中的人们更希望他人从事这些活动，自己做自己的事，不出头不冒头，有利益无。人群的思想转变使得村落面临重构的压力，原来农村的运转机制面临重新洗牌。人口被抽走以后，留下来的人也要委曲去从事那些诸如宗教事务，但是本来繁琐的礼仪由于缺少人手就不断的简化。（不要小视这些礼仪，他是农村人们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2是外出创业前赴后继。城市确切会提供更多的机会，但不是人人都有机会成功。城乡的文化差异也不是人人都可以适应。离家的孩子常常面临各种压力。他们的外出给农村造成缺人的“麻烦”，给自己也制造新位置的适应“麻烦”。比如，“凤凰男”，他们是山窝里飞出的金凤凰。大学生是他们的典型代表，是农村同一代人相对“杰出”的一批（现在独生子女各个都自我感觉是杰出的一批）。他们带着所谓“知识改变命运”等一些列鸡汤型理论来到城市，以为命运从此雄图大展。但适得其反，原来农村里比较出来的知识优势在城市就是一个基本条件。城市里的竞争还包括智商、情商、血统和机会运气等复杂要素。他们，人在城市里，却很难成为城市的主人。他们会面临一系列的压力，这容易致使狭隘的观念，让他们时而自信到认为就差一个机会，时而自卑到怀恨全社会。他们回不了农村，担心被认为那是失败的退守。大家把生命的黄金时间交给了课本的练习题，别的技能都不会。而农村不需要奥数题，你原来坐的凳子被收走了，那里仿佛没有你的位置了！就算想到回农村去，也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去抵抗村民（亲朋好友）失望的眼神。城里说，你是乡下人，村里说，你现在是城里人。他们进退两难，是大城市中不稳定的因素。
3、任重道远，事倍功半
（此处略去个字：第一段我说现象的归纳和分析，第二段我说想象的体会和影响，第三段我本是要说政府和社会的行动，但是感觉自己观点不成熟，比较敏感，怕误导他人，所以略了去，敬请原谅）
（预告：下一期我准备汇报，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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