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家乐包菜第一道人口
1、他的名字一直都在，但是人却不常在；
你可以找到他，但不一定就能见到他；
他是外出务工者。
2、开始，离家是为了成家，出去是为了回来。
后来，迷路了，或许是用心的
家，本来最应该由他们承载的概念，却在他们反复的脚下走散了，变成楼房和户口。
最后一群人没有家的话，大家就都没有家了。
3、有一天，我们用沉默的方式回忆，用回忆的方式回家，老家。
人是一切事物里最重要因素，因为这句话是人说的。既然说农家乐，那这里讨论人口就只限制在农村的人口，不是世界级别、国家层面的问题，我们不专业。中国的农村很多，情况很不一样，也不能一概而论。
一、数量在降，素质在变
看到都有多少人，细说留下什么人。
当前，农村人口的直观表象是：有数字没面孔，有分母没分子。各村辖区里户籍人口数量原则上只说明了理论水平，账面上的人物与现实中对应总有不少差距，或者“黑人”无法入户，或者离家多少年就没有回来过（对本村基本没有意义）。这样有出有入，理论水平也算接近事实的整体平衡。但是，那些流失的人口，不是简单的数字加减，而是体现了年龄、能力、素质等社会竞争力指标的损失。农村常住人口对比正常人群，在传统素质的正态分布里比例严重失调。
谈农村人口有时候要特别强调实际的常住人口，他们是现在行政服务的主要对象，影响农村的一切事务。
1、自由流动的单向性加速数量减少。
农村和城市的社会功能差异影响人口流动。从历史上看，农村向城市流动是正常趋势，因为城市有比农村更加优越的条件吸引着我们--“人往高处走，水往地处流”的形态。但是现在有点“过分”。
一是社会的质变发展加剧农村向城市流动。
长久以来，农村和城市按照各自的模式发展，时而繁荣时而萧条，各自规模和水平整体相对稳定。原来城市的发展模式无需也无法承载过多的人口，近代农民也只有通过考学和参军等少数途径进入城市。但是近几十年，在制度优越、科技进步、思想活跃等的多因素背景下，急速呈现出来的经济飞越发展破坏了千百年农村和城市的基本平衡。
城市现在的成长模式发生了本质变化，不再只是简单的居住和管理，而是经济活跃、物质丰富、生活便捷、文化多元等极具吸引力的超级王国，他的全方位发展“要求”同时也能“容纳”大量不同层次（面）水平的人才。农民中或有知识，或有技能，或有体力，或有品格（肯吃苦）等都可在城市中获得就业、取得位置、赢得角色。
另一个层面，农业生产中科技含量的提升和社会地位（经济效益）的下降使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要求进入新的生产领域（城市）。这样，一边是有人，一边是要人，这干柴烈火的局面甚至不需要媒人，他们的结合也可以水到渠成。
农村现在常住人口中老人与小孩的比例居多，而其中一部分小孩随着年龄增长将会随外出的父母赴城市寻求更好的教育机会，他们是早晚要离开农村的一批人。
二是城乡的现实差距制约城市向农村流动。
城市农村之间的人口流动，其流动到农村的群体中少数是度假旅游（过客从无），主要仍旧是原来出去的农民出于生活习惯、家庭变化等原因回到农村。不管是历史还是现在，很少有别的农村村民会选择转到另一个农村去生活，更不要说原来的城市居民，而且农村关于土地、房屋、庙堂等生产生活的条文（明文暗文）限制也不可能让“外地人”落户安居。婚嫁会产生人口流动，但因为门当户对、生活习惯等原因最多也只在农村之间交流互补。指望用城市人嫁到农村生活的个别案例来补充农村人口绝对是异想天开。
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大方向难于更改。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例子就很多，我们的亲人朋友出去的人远比回来的多，而且他们回到农村的居住时间也越来越少，似候鸟一样集中在某些节日，某个庆典，并非留下来常住。一些农民工子女学习生活在城市，他们缺乏农村感情，回到农村居住的可能性极小，农村对他们只有户籍上的意义（“我早就不是你的人了”、“你得不到我的灵魂，也不要指望我的肉体”），等待时机成熟，就会实现户籍和人口的完全迁移。
2、计划生育的调控性打乱人口补充。
正如开源节流的道理一样，农村人口无法节流，但开源也未能实现。过去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有很长一段时间实行的是“一胎半”政策，即第一胎为男孩就直接节育，第一胎为女孩可以选择再生一胎。这个政策施行的影响，一是补充人口的数量不足，按照正常的数量统计，平均起来，夫妇2人最后繁衍1.5人，这是一个数量下降的模型。减少的0.5人目前还没有在整体数量上显现出来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寿命的提高，还有就是超生和非婚生育（其中还有些因为经济代价、婚姻矛盾等，可能还没有入户籍）。二是补充人口的性别失调，有些农民为了生一个男孩（和素质无关的理想，如果你在农村生活久了就知道这是农村文化的内在要求），所以二孩的性别会被人为干预。现行的医学水平又很容易实现性别鉴定。虽然我们制定十分严厉的制裁措施，但是旺盛的需求结果还是“市场说了算”：二胎的男女比例失调。我们预感到这些新生的1.5孩似乎潜伏着巨大的隐患。三是补充人口的素质偏科。科学（医学）技术发展使新生儿整体（个体）的健康指数明显提高，新生儿死亡率下降，一些疾病被疫苗预防。但是独生子女，尤其是农村男孩独子的绝对形成严重影响人口的道德素质。缺乏兄弟姐妹之情，平等竞争意识和抗打击能力也逐步下降，结果就表现随意的自私和过分的自尊。极端重视男丁的文化传统，使农村比城市有更加宽广的独子溺爱前提。没有城市大环境的教育约束，无知无畏的纯粹理想让农村家庭的子女养育增加了自由空间，无形中培养更加极端的下一代。
（本来应该单独一章来讲计生，但是计生政策已开始调整，效果影响还未知）。
3、城市虹吸的选择性掠夺人口素质。
城市发展吸引的是人才，他们可以容许来者在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差异，但也要求个体具备一定的生产能力和适应能力。城市的虹吸（吸收）不是一个村庄男女老少的全部打包、整体迁移，而是“挑肥拣瘦”地选择其中一部分人，你情我愿的私定终身。
于是，留下来继续在农村中生产生活的人群，有一大部分集中在：一是年龄上老少两端为主，他们的行为能力较弱。比如老人，城市没有他们的位置—生产没有能力、生活不会习惯，选择也是被选择留守在农村，空巢或半空巢（有小孩）的生活。他们通过照看自己的孙子（女）做好子女外出务工的后勤保障。他们不是发展的累赘，而是有效补充，没有他们城市那头的务工者也无法安心高效的工作，如同树叶和果实，没有树叶也不会有果实，但是城市只是摘走了果实，容易让人错觉农村只有树叶在纷飞，没有果实在飘香。二是思想上开拓进取不足，他们或者不愿意努力奋斗，或者不敢于尝试冒险。比如懒汉庸汉，有些是好逸恶劳、有些是观念保守、有些是文化适应，他们宁愿留在破瓦残砖中简单生活、习惯清苦，适应卑微，但亦可享受虚度年华的安逸。单调重复的生活本身具备“稳定”的隐喻给他们带来自我安全感，这种保守的思想观念（害怕自己改变，也害怕周围的人改变）在农村文化层面（如庙宇祠堂等）上反而挤压出一支传承的力量。他们中的一些人让农村的部分传统文化、精神文明得以“一脉相续”。三是能力上缺乏实践条件，或是身心天生残疾，生产力水平较低，或者是学习能力较弱，就业技能难于胜任工作岗位。按照道理，这应该是整个社会一起面对的问题，不该由农村单独承受。现实中政府也确实给予一定的照顾，如低保、五保等，但杯水车薪，他们产生的最大负担还是留给了农村，留给他们的亲朋友好友。他们许多人心地善良但是生活艰难（大家都是救急不救穷），能吃苦但相对自卑。很遗憾：一方面是帮扶主要是生活帮助而不是思想开导，另一方面他们的自我节育做的很不好，一个人容易变成一些人。
当然，农村里还是不乏一些高素质的人才因为传统习惯、思想观念等原因不愿意住在城市，他们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并选择留守家乡。现实的农村生活中，也正是这些人在维护、维持着农村自治的基本秩序，传承农村文化精髓。但因数量较少，与上述三类人口的对比，比例偏小，最终结果计算仍旧是农村常住人口整体素质（我们常说的能够促进经济社会显性发展所要求的素质）的均值在下降。
4、信息交流的盲目性影响思想观念。
人口的自由流动、自由交流和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等因素集中到一起，使得当今农民拥有比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宽广的社会接触面。他们通过主动的学习和思考可以拓展视野、增长知识、提高思想意识，但是其“天生”的习性制约（是非分明、非此即彼、思想爱走极端）同时也带来了不利的一面。这里没有歧视的意思，谁抓这样的牌在这样的整体环境下也都会是这样的打法。
一是产生仇富又想爆富，仇官又想伴官的矛盾思想。个体农户现在置身更多环境，增加学习机会、交流机会，获悉政府政策、致富道路、发展思路，但许多人又不愿意认真解读政策产生的背景、目的及实施细节，而是直接站位自己的利益角度去片面解读，设身处置处处、时时、事事都希望自己获利。有些人甚至会忽略了自己与别人条件的不同，只重点穷究自己与别人最后待遇的不同。环节里还有一股“中间力量”在从中作梗（注：以下一句是骂人），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知识分子学者常常包含深情的故意搬弄是非，扮演着为农民说话的角色，对政府的各项政策进行吹毛求疵，举着农民的旗，立着自己的意，可谓用心良苦。于是，一些农民心中长久遏制的“不愿意吃苦耐劳，喜欢投机取巧一夜暴富”等思想容易被极端（不负责任，只求眼球）的舆论误导（暗示），激活并产生“共鸣”。进一步在各项具体事务中肆意妄为，直接或间接伤害了自己、集体和国家。
没有掌握全面的知识，半桶水的声响改变不了命运。
二是身在集体制度里，却没有集体观念。比如权力，是一种政治概念，其内容要义因条件、环境不同会有不同的理解，很复杂，也许一个人会有一种看法，一百个人会有几百种组合观点。到了农村，农户这里，理解歧义，走极端容易过分强调自我。（“我谁都不服，我什么都不怕”）虽然不知道义到底在哪里取，但生是随时准备舍。于是，一个家里面，“至少讲平等”就让家长没有了威望。往前进一步，没有长幼，不讲辈分，谁都不服谁的局面自然产生不出“族长”，大家也就失去了家族的观念。现在，“族长”（话事人）文化潜规则面临着崩塌，这容易影响到农村自治制度的基础。大家都开始强调自己，都不喜欢为集体做事，却喜欢监督别人为集体做事。而且，标准常常是是否让他们获得更多的利益，是否让他们获得更高的地位？在社会的大环境里，习惯怀疑别人、要求别人、评论别人，却不愿意去实践改造。他们常常对村集体不满意，怀疑为公益做事者的动机，提法头头是道，口若悬河，却不愿意加入村集体去实现自己的观点。
三是物质高于精神的价值标准。有时候我会感觉农民是被暴力推到了社会高速发展成果的面前，因为来到城市之后他们是突然感受到社会各类资源的货币化（什么都可以讲钱，什么都可以卖钱），这种比对和农村的差距太大，在思想认识的范畴里，中间也没有任何缓冲区，不是渐变而是突变。一旦适应了，他们判断事务的标准就相应直接暴力到跟眼前利益相关性高低与否？（也许是吃一堑、二堑之后的逆袭）追求自己的利益胜过一切，而且经济利益又高过精神利益、当前利益高过长远利益、个体利益远过集体利益。原来农村看重的名誉等隐性资产被逐渐淡化、抛弃甚至出卖。原本农村相对固定的生活圈子在城乡自由流动之后变得不再唯一，不再稳定。生活圈子的可选择、可更换、可购买，使得“刁民”不怕“帅”到没有朋友，就容易导致他们越来越不看中在农村中的名誉。同时，群体中“劣币模样”的负面效应，越恶心越赚钱，越没有底线越有利益，似乎激励着他们的前行。他人黑暗心里和行为的肆意曝光，相互对比（“原来他们也这样”、“原来大家都这样”）又直接拉低了群体的价值判断标准。
二、情有可原，影响深远
你我的样子，既是别人的结果，也是别人的原因。
没有怪罪的意思，因为这不一定是罪，也不能说就是谁的罪。没有鄙视的意思，因为显性缺点之下也包藏着优点，一直表达正能量。没有愤怒的意思，既然我们来帮你，就要找到帮你的正确方式，那也是帮自己。
工作之余，抱怨之下，我想想他们为什么要出去？
是的，钱，但是还有其他。
后面我们怎么办？这个确实很难办。
1、出去的理由。如同耕者有其田一样，劳动者需要劳动的岗位实现自己，现在只是由农业劳动者转变为工商业劳动者而已。经济发展需要劳动力，政策培养形成劳动力，农民进取实现劳动力。从外出的农民角度来说，一求财，农村的整体现状无法提供足够的平台给那些具有发展欲望和发展能力的人，他们对劳动和创造的需求远大于自家土地所能承载的理想，只能把目光投向城市才能释放这些能量。城市发展的特定阶段也需要这样的劳动力要素，一拍即合。实际上，当前在有限的土地上操作农业生产只能在温饱线上挣扎。整个社会的发展一直用市场在倒逼农民逐步离开土地转向城市才能获取更多的生活资料。二求才，城市所占据的各类教育资源，远超过农村。职教、大学等高等教育进入平民化、普及化时代。从精英的高智商到专业的高技能，不同层次的教育机构不断出现、升级，逐步完善整个教育体系。以前接收少数农村人的大学校园，现在影响着大多数年轻人。只要你愿意学习，想学，总有一款适应你的教育平台。于是，原来只有少数年轻人离开农村去城市，现在变成一群年轻人去城市求学。此外，那些具备条件的家庭已经把起跑线拉到中学、小学等，提前进城市求学。三求彩，博彩在农村就是赌博的艺名，农民比较喜欢将赌博作为平时的休闲娱乐，小赌怡情大赌伤身。类似的思维习惯几乎变成农民兄弟的一种冒险精神，敢想敢干实际也是敢赌敢拼，一旦时机成熟，许多人都想去城市赌一把，不是赌博，是赌机会。尤其是某个村民在从事某份职业取得成功后，赚钱的效应会激发亲朋好友的创业热潮，真正的一点带动一个面。缝年过节时候，兄弟们荣归故里的high点、卖点、炫耀点的光彩都是在互相寒暄问候中不经意的透露。
上述三个理由只是逻辑的原始动力，延续一段时间后，外出便会形成一种习惯，一种文化，几乎被代表为积极上进、努力奋斗、马上有为的形象。人们碰见总会问，你什么时候走？于是你就不好意思一直呆在村里，哪怕出去赚不到钱--至少要有态度。
2、留下的影响。夸张的说，这个农村故事可以和国家一样，一个群体没有人口，缺乏“能人”最直接后果就是积弱积贫，工作难做。一是基层组织软弱涣散。基层组织主要是指村级党支部和村委。涣散，指组织自身凝聚力不强，对内无法统一思想，对外无法有效履行职责。原因之一是村干部正式待遇低（现在好一点了），或者没有明确经济待遇，村民竞选或只看中其“名分地位”。在选举中一旦胜利，确定为村委，名分便形成并固化，后面你干或不干，名分地位影响不大。还有就是，农村发展后，经济能人的身份地位也凸显，有钱人的话语权分量瓜分了村委的身份含金量，吸引力下降。软弱，指组织的执行力不强，村级实行自治，法律没有赋予强制手段，没有处罚机制，只能要求干部用自身的“魅力”去提升职位的威望和执行力。人口外出，“能人”流失，“魅力”减少使得村委候选人的选择范围变小。经济能人等第三股势力（相对村委和宗族长两股势力）的崛起也瓦解了原来的治理平衡，政令要形成新的渠道才可以畅通。在农村“小政治”圈里，有些外出干部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人早就不在农村，但常常习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亲朋好友影响农村的选举，影响两委班子。另外，留守村民素质的均值偏低，不符合正常人群的素质正态分布，“刁民”比较多，投鼠忌器的监管方式使得村一级的工作难上加难。二是政策推行火花四溅。国家出台的每一项惠农政策无不凝聚着制定者的心血，但是他们从为民出发，却也会一不小心带出“扰民”的落脚（好处自然多多，这里不多歌颂，讲些气人的事）。一些政策落实到农村，因其常住人口变少，收益面就减少，能听到的掌声就小了。而大多数的外出务工者，他们的困难主要是城市的问题，农村的优惠政策对他们影响不大，甚至那点恩惠人家根本就看不上（回来一趟车费都不够）。所以，政策制定者以户籍人口为统计对象，结果预测“此处有掌声”的地方被分散了，实际没能听见几声。另外，常住人口素质均值下降，“刁民”习惯断章取义惠民政策，错误解读，“未闻新声，先定老调”习惯认为政府无利不起早，习惯认为村干部乡干部推行政策其中必有猫腻，所以那些优惠政策不但不能理想的让村民感恩党和政府（基层执法者的形象代表），反而还让他觉得是欠他们的“债”，给予他们的太少而且太迟。三是农村生活暮气沉沉。没有数量支撑的群体，人气自然不旺。农村早就没有往日的热闹喧嚣，小河就真的只是静静地流着细水，哪里有多少行人去听闻。房子比以前大，道路比以前宽，但人口密度对比下来就更加小。群体中，缺乏年轻人，就缺乏激情带动，留守的老人儿童等不能给农村生机勃勃的形象，那画面感觉是一部电影被人设定了慢放键。传统的节日里，各种礼仪在内容、程序、时间等环节上也被不断的简化。比如，祭祀时蜡烛变电灯、方便面代替水面、个人代表家庭等。大家的目标放在片面追求感官刺激和互相攀比，长鞭炮代替短鞭炮、礼花炮代替竹节炮、外包厨师代替自家煮大锅等，使得节日时间更加集中，热闹效果更加艳丽，但快感之后一对比，落差让农村更加冷清。那些原来外出的人们回去的时候也感受不到记忆乡愁的样子，失去了思念的精神寄托之后，对家乡的概念也日渐疏远。
3、村庄的思考。原来封闭的村庄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王国”，基本属于可以自给自足的小社会。现在加速开放开发后，交流变多，有输入有输出，最大的输入是基础建设，最大的输出是人口。一是各项事业后继乏人。从具体的村集体“行政”事务，到家族的日常事务，再到村庄文化的传承事务都面临着“无人可用、有人不愿”的局面。群体中的人们更希望别人从事这些活动，自己做自己的事，不出头不冒头，有利益无责任。人群的思想转变使得村庄面临重构的压力，原来农村的运转机制面临重新洗牌。人口被抽走之后，留下来的人也要勉强去从事那些诸如宗教事务，但是原本繁琐的礼仪因为缺乏人手就不断的简化。（不要小看这些礼仪，他是农村人们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外出创业前赴后继。城市确实会提供更多的机会，但不是人人都有机会成功。城乡的文化差异也不是人人都可以适应。离家的孩子常常面临各种压力。他们的外出给农村造成缺人的“麻烦”，给自己也制造新位置的适应“麻烦”。比如，“凤凰男”，他们是山窝里飞出的金凤凰。大学生是他们的典型代表，是农村同一代人相对“杰出”的一批（现在独生子女各个都自我感觉是杰出的一批）。他们带着所谓“知识改变命运”等一些列鸡汤型理论来到城市，以为命运从此宏图大展。但事与愿违，原来农村里对比出来的知识优势在城市就是一个基本条件。城市里的竞争还包括智商、情商、血统以及机会运气等复杂要素。他们，人在城市里，却很难成为城市的主人。他们会面临一系列的压力，这容易导致狭隘的观念，让他们时而自信到认为就差一个机会，时而自卑到怀恨全社会。他们回不了农村，担心被认为那是失败的退守。大家把生命的黄金时间交给了课本的练习题，别的技能都不会。而农村不需要奥数题，你原来坐的凳子被收走了，那里似乎没有你的位置了！就算想到回农村去，也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去抵御村民（亲朋好友）失望的眼神。城里说，你是乡下人，村里说，你现在是城里人。他们进退两难，是大城市中不稳定的因素。
三、任重道远，事倍功半
（此处略去个字：第一段我说现象的归纳和分析，第二段我说想象的体会和影响，第三段我本是要说政府和社会的行为，但是感觉自己观点不成熟，比较敏感，怕误导别人，所以略了去，敬请谅解）
（预告：下一期我准备汇报，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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